陈臻超是家里的老大，下面依次是二弟陈宜祥、三弟陈挺瑞、四弟陈挺村、五弟陈铁民和六弟陈开华。陈臻超1989年返乡时，除了四弟、五弟和六弟仍生活在后屿老家外，三弟在福州生活，二弟则安家漳州长泰。除了重逢的激动惊喜，陈臻超对五个弟弟不同的生活状况颇有感触。弟弟们的生活、经济状况，尤其是在老家的四弟、五弟和六弟，都不尽如人意。作为长兄，陈臻超在父母过世时不能陪在身旁，在弟弟们成长的阶段也未能给予帮助和指导，都让他有深深的亏欠感。因此重回故乡见到亲人后，他立下了三个心愿，也就是他在1990年最后一天的信中所说的“修墓、重建后屿住家与改善诸弟生活”，为此他决定最少要回三次福州。事实上，他在有生之年往返海峡两岸多达11次。陈臻超立下的这三个心愿一直贯穿于20多年间他与二弟陈宜祥的书信联系中。他不但修祖坟、修祖屋，资助弟弟们，还把这种关爱落实到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及其子女教育、婚姻等的关注上，甚至延伸到他们的亲戚、同学，比如他曾帮助二弟的厦大同学周某。数十年对亲人的思念，在首次返乡后，带给陈臻超的那种意犹未尽，释放出一阵阵强烈的情感冲击波。他频繁写信，急切盼望来信，热心地为大陆的亲人提供经济帮助，并且在此后的有生之年多次返乡探亲。例如，他在1989年12月5日的信中提到，他拟于1990年9月再次返乡，而那时他刚刚在二弟陈宜祥家过完中秋节回台湾不到两个月。2008年12月15日之前，两岸通信都要经由第三地中转，因此他收到二弟的信一般需要半个月左右，有时甚至20多天。长时间的等待使陈臻超焦虑。他因为嫌信来得慢，还专门去邮局了解情况（1992年4月12日信）。他写给二弟的信件总数虽然多，但是每封信基本只有一页信纸，也是担心写多了超重寄不到。他每次回信一般都会注明收到上一封来信的时间。二弟的来信陈臻超都有保存，他曾经算过，二弟的第一封来信是1989年8月2日，至1992年9月9日共写了86封，可惜的是这些信在陈臻超去世后都一并化作了青烟。2014年，陈臻超在金门去世，二弟陈宜祥带孩子跨海去为他送终。除了对父母的深深愧疚，他和弟弟们重逢后许下的三个心愿可以说都已经实现了。

“家”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召唤

陈臻超第一次返乡探亲后，深藏心底的思乡之情犹如沉睡的火山爆发，表现得异常强烈。返回金门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随笔《笑语欢声春满堂》于当年11月刊登于《金门日报》，里面摘录二弟陈宜祥的诗“喜从天降宁非真，返乡探亲似箭心。皓月当空迎归人，挑灯细辨旧时人”，来抒发自己有生之年得以和亲人团聚的喜悦之情。陈臻超初次返乡时已是66岁，直到90岁去世，作为一个退休的老人，他在有生之年独自返回大陆多达11次。他在信中不断诉说自己对故土、亲人的想念，以及能与亲人直接通信的欣喜。选取一二摘录如下。

深以为相别四十年之久，于今能够重逢，无限欣慰。

执笔而书，心中情感难以诉说，盖诉说亦难尽意也愿彼此珍重。

深以为与吾弟住处仅一水之隔，犹如天涯之远，写不尽思念之情。

两岸隔一水，比邻若天涯；青鸟难飞跃，彩云盼归。

别久而念深，时常会想到家乡的情景。

海峡隔两岸，家书十余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我想念家人，也同样想到家人想念我。

吾爱弟，极想念，寄望亦殷切，纸短情长，欲言难尽。

所谓家书值千金，回想海峡两岸四十多年隔离，思念不已，于今才可通信，因此珍惜此事多写信。

梦里依稀慈母泪，深刻追思母爱，曾经多次流下多少泪，无限悲伤。

陈臻超从小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他比二弟陈宜祥大一岁，他们的童年是一起在福州后屿乡下的老家度过的。在邻乡的黄时贤先生执教的私塾，他俩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四书》《左传》《古文观止》和唐诗等。后来私塾不准办了，家里改聘读过新学堂的陈进标老师教他们英语、数学等。陈臻超爱好文史哲，尤其是古诗词。他平时喜欢读书写文章，在台湾著有一本有关金门历史、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金门随笔》，也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在信里经常引经据典，附上自己写的新古体诗、对联等，字也写得很漂亮。1991年中秋节前，陈臻超写信给二弟，他以杜甫《月夜忆舍弟》为蓝本写了一首《月夜忆舍弟》，抒发自己与弟弟们相聚的激动心情。

台胞大陆行，立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探亲喜团聚；寄书随时达，况乃已休兵。

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描写的是诗人对因安史之乱而失散的弟弟们强烈的忧虑和思念，而陈臻超的新作完全颠覆了原作，抒发的是与家人重逢的激动心情。这也是当年两岸同胞亲人得以团聚的喜悦之情的真实刻画。

从“小家”到“大家”的观照

陈臻超给二弟的家书里说的虽然是其个人或家庭的私事，但也反映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半世纪沧桑，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下面不妨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陈臻超在1991年3月18日的信中感叹，能来大陆探亲，海峡两岸能够自由往来，是居住台湾的外省人四十年来的最大心愿。外省人，在台湾地区是有特定含义的。陈臻超1943年在福建从农学院退学，报名参加福建干部训练团。该训练团主要是为光复后的台湾输送干部人才的。陈臻超后来被分配在闽侯田粮处，1947年去台湾省政府工作。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陈臻超和随之而来的一两百万军政人员，被之前就定居在台湾的本地人称为“外省人”，其中不无隔阂之意。只是这些外省人谁都没有料到，他们再次返回大陆已经是四十年后！陈臻超白描般的几句话，道尽了大陆去台人员的盼归心切和悲怆心绪。第二个例子。陈臻超在1993年1月30日的信中力劝二弟陈宜祥的二儿子不要辞职。该侄子1988年律考通过后，想辞去公职到厦门当律师。陈臻超知道后，在信中反复劝说要慎重。陈臻超也曾在金门基层工作，他以台湾的情况举例，说是1971年前公职人员的待遇仅能维持生活，近十来年才开始改变，希望侄子能看得长远些。更重要的是，陈臻超认为收入多少不是最要紧的，从事公职对家庭更好，也更有价值。此外，陈臻超还认为不少赴大陆发展的台湾人是投机者。台湾地区的经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快速发展，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当时岛内有大量资金盈余，于是有不少人来大陆寻找投资、发展的机会，其中不乏一些暴发户、投机者。陈臻超知道弟弟们的家庭生活水平不高，但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不希望侄子辞掉“铁饭碗”，担心其另行就业不顺利会导致生活贫困。第三个例子。陈宜祥1992年11月14日写信给大哥，告诉他家里装了电话。有意思的是，这本来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却反倒令陈臻超不安，因为他担心二弟由于家里装了电话而不再写信。为此陈臻超回信劝二弟非必要不要打长途电话。在他看来，写信比打电话好，也比明信片好。明信片显得肤浅，写信可以倾诉更多的情感，承载更多的信息，并且可以保存，反复看，得到精神慰藉，又比较经济实惠。那段时间，陈臻超连续几封信谈到了通信的问题。在大陆，居民家里安装电话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而且装一部电话往往要排很久的队，费用高昂，相对于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是有点奢侈的。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话很快得到了普及。据统计，1994年海峡两岸之间的电话通话时间为1亿多分钟，跃居台湾岛外通话量的首位，其中大陆去台电话3340万人次。陈臻超信中这些简短的讨论，既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矛盾心态，也是当时大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缩影。陈臻超也许没有想到，科技发展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大，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即时通信几乎取代了传统的书信。

结语

从陈臻超的家书中，我们读到了人们对于和平统一的渴望、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快速进步，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维系陈臻超不忘家乡、关爱亲人的，是传统文化这个无形的力量。比如早年他选择退学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以支持二弟读厦门大学；晚年他内疚于无法在父母生前侍奉左右，于是重建祖屋、修祖坟。又比如他说过要做三件事情就认真地做；在写在给二弟的家书里，倾注了对亲人无尽的爱和不断的付出，充满责任感；再比如他珍惜两岸局势缓和后和亲人团聚、通信的机会，也对未来的和平统一充满希望……这些无不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发生作用。陈臻超的家书以及他的故事，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价值。（沈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