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纸信笺，乘着海风掠过海峡。我们想轻轻拾起这些散落时光里的“两岸家书”，让渴望团圆的心声在笔墨深浅处缓缓流淌，穿透历史，关照当前。

1874年，日本借口1871年琉球船民遇风漂流至台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遇害，以及伪称1873年日本商人被台湾少数民族劫掠，发动侵台战争，历史上称为“牡丹社事件”“日本侵台事件”。日本对台湾的经济及战略价值早有清楚的认识，也早有觊觎之心。事件发生后，日本在取得清政府有关居住在台湾山地、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是政令教化所不达的地方（“其未服者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的口实后，便打着“讨番抚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没有统治者（“番地无主”）的旗号，积极准备侵略台湾。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西乡从道为都督，并且向英美等国租用、购买轮船火器，做出兵准备。虽然日本政府因其内部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及英美不愿租借船只，一度下令中止此事，但是西乡从道拒绝接受这道指令，在4月27日率领军队出动。

对于日本意图侵略台湾这件事，清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心理准备，直到英国、法国、西班牙公使等人先后询问清政府日本出兵之事和当月30日在厦门发现有日本兵船出没，才有所警觉和重视。台湾邻近福建，又是一座海岛，要较为稳妥地处理这件事，最好选派有海防经验的福建官员，担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成为最佳人选。5月14日，清政府谕令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查看；5月29日，改授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妥善解决这一事件。

沈葆桢，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66年担任首任总理船政大臣，了解海军、造船、航运等事务。担任巡台钦差后，从1874年6月到次年8月这一年多时间里，沈葆桢一方面积极布防，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行动，配合总理衙门和日本的谈判，迫使日本退兵，另一方面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治理措施，用来促进台湾的全面开发和近代化，巩固中国东南海域的防线。巡台期间，沈葆桢与亲人常有书信往来，信件中有沈葆桢对此事件的记述和巡台见闻。

巡台准备及去台线路

沈葆桢于1874年6月14日从福州马尾出发，正式开启巡台，并于7月7日写下第一封家书，给长子沈玮庆和侄儿沈咏彤。在家书的开头，沈葆桢介绍了去往台湾的路线：“我二十五出城以后，竟无暇再行晋省。初一登舟，晚泊南日；初二遵海，泊深沪；是极〔即〕1

放洋，初三早至澎湖，踩勘地势。初四抵台湾。上岸之难，与他处海口迥不相同，益无避风之澳故也。”

1874年5月29日被正式任命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后，沈葆桢就着手做巡台准备，他用了大约半个月时间来筹措粮草、调回军舰和招集兵马，6月9日离开福州城前往马尾，等待福建布政使潘霨一起前往台湾。当时福建船政在马尾，是清政府花费巨资建设的近代重要的船舶工业基地和海军教育基地。日本入侵台湾后，在马尾附近海面时有发现日舰窥探，于是在沈葆桢赴台后，清政府便派在闽丁忧守制的原陕西布政使林寿图（字颖叔）以稽查船政为名坐镇福建船政，以解后顾之忧。当时林寿图受聘担任致用书院第一任山长，因而沈葆桢在信中问及“颖叔出防后，致用堂如何办理”。

完成筹备工作后，沈葆桢一行人于6月14日从福州马尾出发前往台湾。他们兵分两路，潘霨乘坐“伏波号”直接前往台湾，而沈葆桢以船政水师的“安澜号”炮舰为旗舰，船政洋员日意格、斯恭塞格乘坐“飞云号”炮舰。舰只编队先巡视福建沿海港口并确认澎湖的防御状况后，再驶往台湾。

沈葆桢一行先后经过莆田南日岛、泉州深沪、澎湖，最终从台湾安平登陆。沈葆桢选择这一航线前往台湾，是为了探查福建地区海防状况和了解有无外敌船舰出没。14日晚，沈葆桢在南日岛就向海坛镇总兵黄连开询问他巡查海域的情况，得到附近海域安宁的报告。16日，沈葆桢到达澎湖，与澎湖镇总兵吴奇勋一起对澎湖防务进行查勘。澎湖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沈葆桢看来，澎湖是台湾的门户，但当时澎湖岛上只有一座单薄的砖砌炮台，而且严重缺少大炮。沈葆桢有心加强澎湖守备力量，从而构建整体海防体系，却苦于购置武器需要高额军费，感到无能为力。6月17日，经过4天的航程，沈葆桢一行从台湾府府城的安平港登陆，而直航的潘霨则早两天便抵达台湾。

在第一封家书中，沈葆桢还向子侄介绍了一番台湾的风土人情。鹿耳门是明清时期台湾岛西南岸重要的港口，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登陆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便是通过鹿耳门航道。清代鹿耳门作为台湾府城的门户，有水师把守。1823年后，鹿耳门港泥沙淤积，逐渐失去主港口的价值。所以沈葆桢在信中感慨道：“沧海桑田，所谓鹿耳门者，今无港矣。”相比于当时大陆的城市来说，沈葆桢认为台湾府城的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房屋低矮，“不及内地之半”。当地人享乐嬉戏的风气相较于内地来说也比较重。

驱逐日军

关于与日本的战事，沈葆桢在信中写道：“倭兵尚驻琅峤，近无战事，未尝无悔而思去。第窥我营头之不厚，军械之不精，总难戢其贪念。台中守备，无一足御外侮者，只得一面辩论，一面采办召募，宽岁月以求万全。”1874年5月7日晚，首批日军抵达琅峤湾；次日清晨上岸，陆续于社寮集结。5月22日，日军在石门与牡丹社人发生战斗，双方互有死伤，但因为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战死，所以日军宣称“大获全胜”。同日西乡从道抵达台湾，带来增援军队。西乡从道抵台后，台湾南路同知袁闻柝携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与之交涉，称台湾属中国版图，日本出兵有违万国公法，要求立即撤军。但是日军无视照会，6月初兵分三路入山作战，攻占并焚毁牡丹、高士佛等社。此时岸上的日军有2000多人（总兵力3000人）。他们一边招抚当地的少数民族，一边建营房、设立“都督府”、开辟道路，有长期驻扎台湾的打算。

沈葆桢一行人抵达台湾后立即开始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听取官员的汇报，了解当地情况和台湾的防务问题，定下了“理论”“设防”“开禁”三项应变之策。“开禁”是指解除禁令，有计划地招募汉人入垦山地，扩大屯垦区域，完成台湾全岛的开发，并且有计划地促进民族融合。这是长远之计，等退却外敌后，才可以逐步实行。“理论”是指外交斗争。沈葆桢到达台湾后，派潘霨与西乡从道交涉。6月21日，潘霨和台湾道夏献纶等一行人携沈葆桢的照会前往琅峤与日方据理力争。这次交涉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说明光靠讲道理是行不通的，还需要武力的辅助，才能赶跑外来侵略者。“设防”是指加强军事力量和守备力量，积极备战。当时台湾的守备力量非常薄弱，陆军能作战的只有原先的驻兵1000人和从内地调来的1000名楚勇，也无火炮防御，“台中守备无一足御外侮者”。鉴于此情况，沈葆桢到达台湾之际便开始修筑安平炮台，在台招募团练乡勇，并下令从厦门调来了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所部和楚勇两个营镇守台北、苏澳等地，用来封锁日本军队的海上补给。7月，沈葆桢等奏请洋枪队援台获准，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调最精锐的江苏武毅铭字营支援台湾。淮军6500名勇丁在唐定奎率领下，日夜兼程南下，由瓜州乘轮船驰援台湾。9月，援军陆续抵达台湾，并在凤山安营扎寨，用以防备日本军队。台湾陆上的守备力量逐渐充实的同时，沈葆桢也将邻近省份的船舰陆续调动来福建，防卫东南海疆。他以“扬武”“飞云”“安澜”“伏波”“靖远”“振威”等六艘军舰常驻澎湖，确保台防后路安全；又命“福星号”驻台北，“万年清号”驻厦门，“济安号”驻马尾以固门户；“永保”“琛航”“大雅”等运轮，以及租来的“凌风号”、江南制造局支援的“测海号”，或用于运送军火、粮草，或用于台、闽、沪之间传递消息。

经过这一系列军事调动后，沈葆桢率领的清军实力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军队，给了日军极大的心理压力。日军驻扎的台湾西南部当时环境较为恶劣，瘴气肆虐，日军伤、病员迅速增加。7月中旬，军中出现大量病号，军队的医师、护理等也都染病，短短一个月已病死560多人，8月便开始往国内运伤兵。日军士气低下，厌战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主帅西乡从道一边派人请援，一边虚张声势进行军事演习。沈葆桢则采用稳扎稳打的战术，不断挤压日军的活动空间。从战争的局势看，清政府一方优势尽显，日本败退指日可待。

尽管清政府优势很大，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此事件是清政府高层优先考虑的方式。8月，日本派遣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赴北京和清政府会谈，狡辩“番土非贵国所辖治”，恫吓清政府，勒索“退兵费”，双方展开了多轮谈判。沈葆桢是反对妥协的，这期间他上书指出，日本军队现在只能勉强支持，不能长远，希望上层可以坚持立场，不要迁就日本，越迁就越会助长日方得寸进尺的气焰。此次事件之所以花费大量钱财，不仅仅是为了台湾这一个战事，更重要的是为了以后这片海疆的防务，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沈葆桢的上书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清政府的立场。但是在英、法、美的调停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议。1874年10月31日，清政府与日方签订《中日台湾事件专条》（又称《中日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清政府抚恤“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并对日军建设的道路房屋“筹补银两”；双方往来的公文注销，“永为罢论”。在明治维新后，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就取得了“不胜而胜”的结果。清政府的妥协无疑助长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为后来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埋下隐患。日本侵台事件随着合约签订及日本的撤军算是解决了，但是关于台湾的整体防务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沈葆桢去做。

治理台湾

沈葆桢写下首封家书的时候已经预见到日本退兵是迟早的事情，对于如何做好善后工作他也是有一定想法的，因此信中有“日本退兵后，招抚生番”之语。沈葆桢抵达台湾后经过实地探查和听取意见，逐渐形成了关于“日本侵台事件”的善后措施，归结如下：建议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开山“抚番”、废除渡台禁令、设县开府、修筑城池、购置军备、开采台北煤矿、建立郑成功祠等。这些措施环环相扣，都是从全局出发考虑的。

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可以防止类似日本侵台事件再次发生，并为后续的开山“抚番”、开发台湾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沈葆桢命人在台湾各地修筑相关军事设施，比如在台南建设二鲲炮台（即亿载金城），建设恒春县城墙等。同时沈葆桢认为要积极开发东台湾地区，以免被外敌觊觎。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对台湾的开发采取的是相对消极的态度：对大陆移民渡台实行限制，采取包括对想渡台的人员进行层层审查，严厉处罚偷渡者，禁止渡台人员携带家人等措施；在台湾岛上也禁止汉人进入“番地”。这些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台湾的开发。沈葆桢先是上奏请求解除上述关于台湾的各种禁令，保证有足够的人力来移垦开发台湾。这一奏请得到了清政府的准许。随后沈葆桢调集兵力分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北路由苏澳至岐莱，中路由林圮埔至璞石阁，南路分别由赤山、射寮至卑南。在开山的过程中“抚番”，招抚台湾少数民族，促其汉化。同时为了提高开发速度，沈葆桢优化了台湾的行政区域划分（如设立台北府、恒春县等）。沈葆桢抵达台湾后，台湾的士人杨士芳等建议他奏请朝廷追谥郑成功，并准予建祠，台湾道、府的官员也表示赞同。沈葆桢认为郑成功是可以让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的重要旗帜，于是上奏获得清政府的批准，在台湾府城为郑成功建专祠。朝廷还追谥“忠节”，用以表彰其忠义精神。沈葆桢亲手为郑成功祠书写对联：“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这些措施对于加强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推动台湾的近代化乃至巩固中国的海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面对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在受命巡台的一年时间中，着眼全局的战略安排，取得了极大的对日优势。尽管因为政治原因，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胜势，但沈葆桢不拘泥于当下，着眼长远的举措，有力地加强了台湾的防务，极大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林聪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