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纸信笺，乘着海风掠过海峡。我们想轻轻拾起这些散落时光里的“两岸家书”，让渴望团圆的心声在笔墨深浅处缓缓流淌，穿透历史，观照当前。

王云鹏去台湾时才21岁，他抵达台湾后，就开始给老家的父亲写信。他一生中与家乡的通信共有多少封已经很难估计，现在仍能见到的共有9封。这些信是他写给父亲的，老人家视若珍宝，细心保存了下来。

这9封信共用了15张信纸，其中有3封写在“台湾省基隆市警察局用笺”上。所有的信都只书写日期而没有年份，不过从内容判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信大部分是1946年写的，只有一封作于1947年。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光复初年闽台之间的联系交流，以及王云鹏的思乡情感。

隔海相望的思亲之情

由于当时两岸的交通状况，书信往来是非常困难的。1946年3月15日王云鹏在信中说：“儿自去年十月廿四日到台湾以来，先后□信数封，或因交通未便，难以全数收到。前接大人□□□寄来信，别后一切聊获安慰。”此时王云鹏抵台已将近5个月，才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

4月11日，王云鹏的信又说：“敬禀者，自二月前接奉大人一信后，于今时久未再接悉来示。前万先生由台返泉，儿曾修书托其持往□濛一行，访见大人，籍〔借〕以面陈儿☑外□况，未知万先生最近有否来乡？”王云鹏接到父亲的第一封信大约是1946年2月，之后就一直没有再接到来信，恰好“万先生”要从台湾返回泉州，才于3月15日托他带信回去；但又将近一个月过去了，至4月中旬仍不见回复，于是又写了这封信询问家中的情况。4月16日他再写一信：“本月寄家信数封，未审大人收到否？儿在外□体安好，希勿锦注。”可见王云鹏在4月份就连续寄了“家信数封”，可是都没有收到回音，他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王云鹏在信中最惦念的是父亲的身体，以及患病在家的大哥王云深和出嫁将近十年的姐姐王淑锦。他刚到台湾不久就寄了两张相片回去，这是他到台北以后新拍的。每次写信他都会向父亲请安，请他多保重身体，不要挂念。6月3日王云鹏在信中说，他在台湾“时以大人年高体弱，不胜系念，万望玉体善自珍重”。8月30日又说：“儿离乡已久，时抱远怀。至家兄之病疾，时以悬念。家姊相别将近十载，抱念殊深。前家兄姊所照之六寸半身像〔相〕片各乙〔一〕张，咖啡色，务祈检出由邮寄下，以慰远念。”王云鹏从1939年离家到永春、南安读中学以后就很少回家，随后又参加台干班到长汀、梅列受训，直至开赴台湾，八年多来与亲人聚少离多，如今隔海相望，“抱念殊深”。他担心父亲的身体，牵挂哥哥的病情，思念不在家的姐姐，因此希望父亲能把过去兄姊二人所照的半身照找出来，各寄一张给他，“以慰远念”。这种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情感至深至切，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

王云鹏也关心家乡的其他亲友。他提到已经给“廖先生”写了信，但不知道他的地址，希望父亲转交。他还希望父亲能代为致意问候一位姓马的朋友。王云鹏有一位“二妉〔婶〕”名叫庄乌裕，是父亲堂弟王妈捷的妻子，原来生活在香港，抗日战争前回到清濛，后来因战事无法返回香港，就与他们生活在一起。1946年6月，当王云鹏听说二婶的生活相当拮据，就在信中特别提到：“最近据乡友谈及二妉〔婶〕生活至为贫苦，儿深表同情，此意希大人为儿转达。”后来这位二婶去世了，王云鹏还特意写了张纸条送回家来，上面恭恭敬敬地写着：敬悼二婶大人在天之灵，永感慈恩！

在台湾的工作与生活

王云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很少详细谈及他在台北、基隆的工作生活，很多书信只提一句“儿在外工作，□□努力”，“处事谨慎”，“承蒙师长同学垂爱，工作尚为顺□”等。但是，凡有工作上的升迁变动他都会告诉父亲，让老人家高兴。如1946年6月3日王云鹏在信中说：“儿原派基隆市警察局巡官，最近已蒙上峰调升督察之职。服务于今，内心稍获安慰，亦可告慰于大人者”。1947年8月14日信又说：“儿于八月一日调往本局司法科科员，主办刑事案件审讯。任职以来，颇觉愉快。”通过这两处记述，可以知道王云鹏刚到基隆时担任的是巡官，第二年5月底或6月初已改任督察员，至1947年8月1日又调任司法科科员。不到两年，调动三次，足见当时这些年轻警官调任的频繁。

按照光复初期基隆市警察局的编制，该局设有巡官5人、督察员3人、科员7人，均属委任职。台干班学员队、学生队成员毕业以后就是以委任职任用的。所不同的是巡官属于“外部组织”，而督察员、科员则是在局里办公，属“内部组织”。因此，王云鹏的“调升”实际上是从外勤转为内务，工作岗位变动，担负的工作任务也更加专业和重要。

台干班成员抵台之初，他们以千人的队伍接收殖民当局1.3万人的警务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这批青年人往往白天维护社会治安、处理警察事务，晚上还要开办补习班，教当地民众学习汉语中文。由于这些台干班学员都懂闽南话或客家话，因此他们与当地人的沟通十分顺畅。与此同时，很多台干班学生的学业尚未结束，他们也需要抽空补习，以进一步充实提高。王云鹏在信中经常谈到这方面的情况。如1946年6月3日说：“儿自来局工作，谨慎勤笃，不失青年本志，唯觉学问之需要，且时加阅读有关书籍，以资扶植。……虽光明尚远，自知把握时间，不至虚度。”7月19日又说：“儿在外身体平安，每日清晨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以冀修养。”8月30日：“最近公务较忙，日间无暇自修，夜间阅读各种报志书□，以冀进步。”至1947年2月，王云鹏已经补足课程，从台干班学生队毕业。据该班的《毕业成绩册》记载，他第一学期成绩79.76分、毕业总成绩81.45分，名列全班250人的第38位。1可见1946年王云鹏的工作生活确实很紧张，他奋发进取的积极状态与当年许多渡台年轻人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他们为台湾战后重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寄钱回家补贴家用

王云鹏到台湾任职以后，就一直关心家人状况，并尽力对家中的生活开支提供一些帮助。

1946年4月16日，王云鹏专门写信询问从台湾汇寄的“国内眷属费用”收到没有。这笔费用是由台湾警务处按月统筹汇出的，以补助台干班成员在大陆亲属的生活开支。王云鹏父亲对儿子的来信特别重视，不仅随手记下了多封来信的收到日期，而且在儿子第一封来信的旁边，按月记下了他所收到的若干笔汇款数额：“三月份1.82万，三月份1.815万，5月13日1.862万，5月23日2.55千，9月19日2.345万”。这些数字是用苏州码书写的。从这些点滴记录看，3月王云鹏父亲共收到两笔汇款，每笔国币1.8万余元，其中一笔当属补寄。也就是说，台干班的大陆亲属生活补助费直至1946年初才开始发放，但有些月份的补助并不是当月收到，如5月又有两笔，合计2.1万余元。此时王云鹏已“调升督察之职”，补助费用似乎也略有提高，至9月达到2.3万余元国币。

除此之外，王云鹏有时也会寄钱回家。如1947年8月14日信中说：“再者，儿前所寄之款，希详列告知以便查对。”显然，除了所谓的“国内眷属费用”外，他平常的节余也会寄一部分回家，以补贴家用。有的钱则是通过亲友捎带的。1946年7月，王云鹏的堂弟王振楚到台湾求职不成准备回乡，但由于川资缺乏，云鹏“即付台币伍百元，折合国币乙万元借彼”，并写信给父亲希望能“提及以充家费”。有趣的是，当时台币与国币的兑换率为1：30，而王云鹏的折算却是1：20（台币500元折成国币10000元）。如果不是王云鹏对市场行情不了解，那就是他有意降低兑换率以减轻王振楚的负担。

闽台之间的亲友往来

在王云鹏的信中，很多地方都谈到家乡的亲友到台湾来找他，有的是探望，更多的是找工作，甚至连他的父亲也有到台一游的念头。1946年3月15日，王云鹏的第一封家信写道：“大人来台一事，当俟交通便利□儿当上书奉告。”老人家急切地想前往台湾，是想见久别的儿子一面，他特别惦记这个小儿子！可是那时两岸交通困难，甚至连通信都很不顺畅，一位老人家要渡海来台湾谈何容易。

1946年6月以后，由于王云鹏已经跟家人取得了联系，到台湾找他的亲友特别多。6月3日，王云鹏在信中说：“最近嘉德等一行三人近日安抵基隆，现正在谋职中”。28日他又说：“最近乡中亲友相继来台者数人，经儿与怀忠各方介绍，稍得工作以维生活。现天宝叔在基隆市信义区公所任职，郑太昌在怀忠处任办事员，嘉德在本局工作。最近广宏、文鹏、广太亦来台湾，现正分头谋职中。”此后，有关亲友来台湾以及找工作的情况，屡见于他给父亲的书信中。

这些到台湾找工作的亲友大多要靠同乡亲友帮忙，但当时在台湾找工作并不容易，许多亲友行前对此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此王云鹏多次提到此事：“台湾在国内似乎新鲜，如亲到过此者，即感谋职实非易事，非经专业之训练或相当之介绍，各方均有困难，故事先未得妥当之职业者，切不可轻易来台。今后乡友如有意来台，大人可将此意转告之。”又说：“月来乡友来此多人，各种招待费用较大，此亦礼所当然也。惟憾者，彼等少数思想已赶不上时代矣。有些工作恐难胜任，故难遇人都可安插也。”“台湾谋职艰难，如事先未觅妥职业，切勿轻易来台，以免往返之苦，花费之巨。”王云鹏的这些话是他的亲身感受，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从福建到台湾找工作的人很多，主要依托的仍是亲友关系，这也是长久以来闽台人员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尽管王云鹏一再提醒，但是想到台湾找工作的亲友仍然络绎不绝。8月30日，王云鹏给父亲写信说：“来示询及振楚一事，查振楚于基隆辞别后，曾谓决意返里，嗣后据乡友云：彼仍暂留台中朋友处，至今□况何如，无从获悉。振法弟欲来台一节，希□进行。盖目下台湾谋职不易，广太来此已久，尚无妥职。”父亲虽然身在清濛老家，但对这些亲友在台湾的求职情况也很关注。

当时到台湾找王云鹏或与王云鹏一起渡台的人不少，经整理，在书信中出现的人名有天宝叔、怀忠、嘉德、郑太昌、广宏、广太、文鹏、振楚、振法等。这些人基本可以确定都是王云鹏的同乡，更多的是同姓族人。如天宝叔，他比王云鹏高一辈，家就在王云鹏家的后面、王氏宗祠右后侧。振法与王云鹏是堂兄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二婶的儿子。他们从小一起在云鹏家的大房子里生活。后来振法的弟弟振玉也到了台湾。而怀忠姓沈，与王云鹏一起渡台。他的家在清濛村东北角，离沈氏小宗祠很近，旁边还有一座青龙寺，为全村人的信仰中心。郑太昌也是清濛人，沈、郑、王都是该村人口较多的姓氏。至于振楚、文鹏、广宏、广太，他们也都是“金青王”的族人，关系特别密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当年到台湾找工作的亲友，后来大部分都在台湾落脚了，只有沈怀忠、郑太昌二人在1949年之前又回到了大陆。

尾声

“云鹏家书”的可贵之处，是从亲人通信的角度，较真实地反映了光复初期台干班成员在台湾的工作生活，尤其是他们与家乡亲友的往来互动和情感交流。这对于我们今天从细部了解当时的闽台社会与闽台关系是十分宝贵的材料。

王云鹏从1945年赴台之后，近半个世纪一直没有机会回来，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是可想而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云鹏回来了。据清濛的乡亲们说，因为他曾在台湾当警察，回乡之路并不平坦，回来以后也只停留了两个小时，看了看昔日生活过的老房子，走过金青王氏宗祠以及宗祠前面、他就读过的金青小学校址。2001年2月15日，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台湾去世，享年78岁。

当年与王云鹏一起在台湾求职的亲友后来也都回来探亲，有不少人还为家乡建设积极捐款。1997年金青王氏重修宗祠，2008年重修祖墓，以及1997年清濛村重修青龙寺，捐资碑上都有不少“云鹏家书”中出现的相关人物。看罢这些捐助名单，再回头细读“云鹏家书”所描述的当年赴台情形，不能不令人感叹：这便是世事沧桑！

时代变迁，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他们的悲欢离合、荣辱与共，汇成了闽台关系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杨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