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纸信笺，乘着海风掠过海峡。我们想轻轻拾起这些散落时光里的“两岸家书”，让渴望团圆的心声在笔墨深浅处缓缓流淌，穿透历史，观照当前。

1945年10月23日，一个年轻人与他的老师、同学一起登上了一艘即将开往台湾的美国军舰，他们奉命要去接管日本人留下的警察事务。这个年轻人名叫王云鹏。他们学船的地点在福州。

从1895年开始，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10月25日，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举国欢庆。一时之间，两岸之间往来频繁，有人从台湾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寻找因战争失散的亲属；还有许多人前往台湾，参与接收与重建，有的人就在那里安家立业。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来往于两岸的芸芸众生，很多人都已随历史的风雨散去，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杳不可寻。而王云鹏是幸运的，当年他从台湾写给父亲的9封信被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收藏。这些在不经意间留下的书信记录是珍贵的，它们就像一扇窗，一扇偶然打开的历史之窗。我可以透过这扇小而透亮的窗户，看到70多年前发生在海峡两岸的历史故事。

生活环境与学生时代

王云鹏是福建省晋江县清濛乡（今晋江市池店镇清濛村）人。清濛乡原本紧邻泉州，地处这座府城的南门外。它是一个农业区，居住的人口不多。现在那里已经成为一片开发区，但原来的村子还在，变成了城中村。清濛村现有居民2000多人，分16个姓氏，人口较多的是郑、张、王、沈等姓。据当地村民说，历史上清濛有“一潘二卢”的说法，说明最早来开基的是潘姓，其次是卢姓，但现在这里已无潘姓，卢姓也很少。如今定居在这里的姓氏大都是明清以后才迁来的。

清濛的王姓分成好几支，有“金青王”“街顶王”“塔仔脚王”“后头王”等，其中“金青王”就是王云鹏所属的支派。这个支派原来繁衍于南安县金坑乡，清朝乾隆年间才从金坑迁来清濛，始迁祖是金坑王氏十世祖王以荒。从他算起，到王云鹏已经是第六代了。泉州历来海外贸易发达，当地人向海而生，早就有向外发展的传统。清末民国初年，金青王氏开始向海外迁移，其中最有名的是三世祖王奕彬及其后代。王奕彬于道光年间前往非律实谋生，娶当地人为妻，生子西曼。王西曼又生了五个儿子，其次子即菲律宾有名的侨领罗曼·王彬（原名王罗曼）。至今在马尼拉市仍有一条“王彬街”，那里塑着罗曼·王彬的铜像。由于王氏在菲律宾发展得好，因此很多族人都前往海外，尤其是菲律宾。如今在清濛村仍处处可见民国时期建造的洋楼，王云鹏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王云鹏生于1924年12月7日。从他16岁那年填写的一份《登记表》看，当时他的母亲已不在世，家人只有父亲王妈甚、哥哥王云深和姐姐王淑锦。据后人回忆，王妈甚是当年金青王氏的族长。当地村民也说，他们家原来就是“拿笔的”，可见家境非同一般。20世纪30年代，在菲律宾华侨的捐助下，王妈甚在清濛创办了晋江私立金青学校。这间学校就建在王氏宗祠的对面，现已毁，但基址仍存。王云鹏的哥哥王云深据说年轻时曾在香港任英文翻译官，后来因患病无法继续外出工作，其妻黄彩繁力持家11940年4月4日王云鹏填写的《甲种人团登记表》，藏于福建省外。1958年，黄彩察还在政府及侨胞的支持下，为主创办了清濛幼儿园并担任园长，在当地很有声名。

他们家有座大瓦房，院落宽大。他从小读书，1938年毕业于父亲创办的金青小学，随后升入培元中学。培元是泉州有名的教会学校，创办于1904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所中学于1939年2月从泉州迁往永春蓬壶开办第二校，王云鹏也跟到永春读书。1942年七八月间，该校又从永春迁到南安九都继续办学，王云鹏随学校转往南安。因此，抗战期间王云鹏一直在外地求学，处于动荡漂泊之中。按学制推算，他从培元高中毕业大约在1943年冬或1944年春。

王云鹏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社会凋敝，满目疮痍，一个高中毕业生如何才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确实是很大的难题。而就在这时，一个看似偶然的历史机遇改变了王云鹏的人生轨迹。

参训赴台成为警察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发表，明确宣告要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为了做好接收准备，国民政府一方面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草拟接管台湾的计划并研究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开始培训储备干部，在中央训练团训练民政、财政、建设、教育、交通、司法等方面的行政人员，同时又在中央警官学校开办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

当时中央警官学校设在重庆。1944年9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中央警官学校在福建省长汀县设立第二分校，裁并原本设于湖南的东南警官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亦归属第二分校办理。此后，福建省成为培训、储备台湾警察干部的重要基地。1945年3月，第二分校又从长汀县迁往三元县（今三明市三元区）的梅列新校址，在那里开班。

当时，台湾还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未来要接收台湾、维持社会稳定，首先需要有一支素质良好、能够与台湾民众沟通的警察队伍，尤其是警察干部队伍。而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在历史、血缘、文化等方面关系特别密切，因此是招收这方面人才的重要区域。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在福建举办，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台干班”）自成立以后即开始紧张运作，共分四个层次招收训练学员。

一为讲习班。抽调曾受2年以上警官教育并服务3年以上的现任警官到校培训。第一期抽调36人，于194年9月在重庆受训：第二期28人，1945年3月于梅列受训。讲习时间3个月。结业以后，讲习班成员先留在第二分校担任训练工作（重庆的第一期成员大部分滞留当地）；光复后开赴台湾参与接收，分任台湾各级警察单位的业务主管。

二为学员队（亦称“学员班”）。招收曾受警官教育并服务1年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精通闽南话或客家话、英语或日语的现任警官，共76人，受训6个月，于1945年9月结业。培训期满后学员继续留在学校训练或少数担任区队长工作，直至赴台参与警察事务的接收。

三为学生队（亦称“学生班”）。招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精通闽南话或客家话、英语或日语的毕业生，分两批，共250人，学制1年。第一批录取的学生于1944年底至次年初先后抵达长汀开始军事训练，第二批于1945年3月下旬到达梅列新校区，均于4月1日与学员队一起举行开学典礼，同年10月10日举行毕业典礼，开赴台湾。未完成的学业于台北新设的警官训练班分批调训，补足1年后毕业。

四为初级警察干部教导总队（亦称“初干班”）。招收初中以上毕业生，以能讲闽南话或客家话、英语或日语者为主，共分设5队，招收542人，施以6个月警察教育。报到后先参加入伍期军事训练，4月1日开始进行正训期学术科教育，10月13日离校赴台。较迟报到的学生后来又在台消继续参加警官训练班调训，以补足教育。

以上这四个层次共招收台湾警察干部932人，其中讲习班、学员队人数较少，仅140人，都来自现任警官；而学生队、初干班招收人数近800人，录取的都是高、初中毕业生。招收大量年轻的中学毕业生经过短期培训后进入警官或警员队伍，是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而采取的一项应变措施。

1944年冬季，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在闽南招生，王云鹏正好高中毕业，于是报名参加了台干班的学生队。与王云鹏同样毕业于培元中学的许多学生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据统计，在台干班学生队于泉州招收的117名学生中，就有50名毕业于培元中学。其中晋江招收40名，有33名是培元高中毕业的；惠安招收33名，有13名毕业于培元高中：南安招收19名，2名是培元高中毕业生；永春招收14名，也有2名毕业于培元高中。晋江所占的比例最大，该县参加台干班学生队的82%以上都来自培元中学，亦可见当时找工作的压力之大。

王云鹏于1944年12月下旬到达长汀，此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1945年3月又从长汀迁至梅列新校区，继续在那里接受训练和教育。台干班成员在长汀、梅列的生活是十分辛苦的。有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当时前方战事吃紧，原来的晨操变成了军训，每天要进行8小时的军事训练，80%以上的学生都患了胃病。住宿条件也差，蚊虫叮咬，虱子成作。有一天大家把搭在同党走廊上的通铺横梁拾出来摔在地上，“只见那（抖出来的虱子）密密麻麻形同哂谷场上会移动的黑芝麻堆”。吃的东西填不饱肚子，“天天都是一木盆空心菜汤”，连“油影子都找不到”。一个负责生活事务的伙食委员说，甚至在台干班毕业典礼那天，他还在为全队的午饭发愁。因为“长久以来都是一天米，收一天，作无余根”，那天上午他和伙夫只领到了谷子，为了把谷子碾成米再下锅做饭，他们吃尽了苦头。王云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也提到：“儿何尝□□长汀之苦行、训练之艰困”，可见当年的艰苦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梅列校区，全校沸腾。10月10日，举行毕业典礼。10月13日，全校师生千余人从梅列出发，开赴福州；23日，又从福州乘坐24艘美国军舰渡往基隆，次日清晨抵达，下午换乘火车进入台北。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隆重的台湾光复仪式。台干班成员随即着手进行接管警察事务的工作。王云鹏被分配到基隆市警察局，任管理员。同为管理员的共有10人，都是高中毕业生经过训练而成的警察干部。在管理员之上还有8名专员，都是警官出身；之下则有6名佐理员，来自初干班。11月15日，基隆警察局正式成立。（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杨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