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福建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博士程宇认为，加快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战略，要不失时机地抢抓平台发展机遇、推动平台经济跨越发展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大决策部署，整体推进公平竞争、监管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战略需要重构平台经济监管与规制体系

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构成的多边市场形态和新型商务模式，也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新物种。当前，全球最大100家互联网企业中，一半以上都采用平台经济运营模式。

平台经济产生垄断的原因是客观存在的，数字技术的运用大大降低了数字产品的交易成本，极大拓展了市场的边界，促使新型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容易形成单体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平台经济特有的梅特卡夫定律、交叉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强化其市场主宰地位和市场占有率。当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后，平台企业往往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劫持、算法歧视等形成平台垄断强化趋势。对传统企业带来了明显的替代和颠覆效应。

部分领域平台化的发展模式最终会造成“赢者通吃”的寡头垄断局面，对市场竞争秩序、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创新创造活力、消费者福利等带来影响，引发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恶意低价抢占市场、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数据、限定交易等垄断行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美欧还是新兴经济体，针对平台性企业的反垄断监管持续趋严，往往采取拆分、限制并购、禁止妨碍竞争的交易行为、行政管制等措施。

十八大以来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我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反垄断的目的是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引导科技向善，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战略需要不断促进平台经济创新

平台经济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成果，无疑是创新的产物。与传统行业相比，平台经济行业企业以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为主，创新竞争超过了价格竞争。得益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平台企业呈现爆发式、指数级增长态势，依赖的正是其独到竞争优势，即平台的开放、互动和互惠等开放式创新特性。

遵循＂创造性破坏＂定律，数字平台经济中较高市场份额和垄断性市场结构的形成往往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对于新生的和不断动态迭代发展的数字平台经济行业而言，居于市场优势地位和占有相对较大市场份额都可能是一时的，固步自封只能将市场拱手相让，只有创新才能保持领先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垄断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是新一轮更为激烈的技术创新竞争周期的开始。掌握着海量数据、多场景流量、先进算法的数字平台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更多追求和更多作为。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战略需要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

现阶段平台经济反垄断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并行不悖。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全球领先，作为创新创业“主战场”的数字平台经济，过去十多年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引领性贡献。

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我国计划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无论是时代趋势还是政策导向，数字平台企业坚持科技创新、科技赋能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

平台经济反垄断是为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各自优势，促进有机协同，激励平台经济头部企业持续增加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各国都面临着探索“适度监管”的问题，考虑如何审慎精准有效监管才能既有序监管又促进创新。

2021年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提出要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要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在监管过程中，应科学划分平台类型，厘清平台责任边界，创新监管方式。应注意区分商业模式创新、正常竞争策略与违法不当经营的边界，明晰区分垄断、资本无序扩张、不正当竞争、隐私泄露或安全等问题，避免仅仅针对数字经济领域采用“运动式”、“集中式”或“选择性”执法方式，在经济立法中一定要慎用刑事责任的规定，避免扼杀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

要注重对《反垄断法》的解释和适用，在平台反垄断中给予创新贡献更大的考察权重。从经济、政治、社会、国家安全等多个角度考虑，需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创新监管方式，实施有效、有序的监管，发挥我国在平台经济应用领域多年累积的比较优势，增强中国平台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占领制高点。（程宇 张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