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福建讯  9月15日下午，继畅销四百万册的非虚构作品《皮囊》之后，暌违八年，蔡崇达携长篇小说新作《命运》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书首发暨研讨会，本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阎晶明，以及贺绍俊、潘凯雄、陈福民、张柠、梁鸿鹰、何向阳、李舫、付秀莹、张莉、林秀美、石一枫、徐刚、杨庆祥、丛治辰、行超、李壮等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由诗人、学者吕约主持。活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果麦文化主办，福建省作家协会协办。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命运》是关于中国生命根性的一本书。福建作协副主席、秘书长林秀美认为，蔡崇达的《命运》写出了福建人的精神世界。

《命运》是关于中国人生命根性的一本书

蔡崇达由现象级作品《皮囊》为读者所熟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透露他在为《皮囊》写序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本书可以如此畅销，甚至像《平凡的世界》那样成了很多人的人生之书和信念之书。对于蔡崇达的新作《命运》，李敬泽认为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我们生命里、我们精神中一个几乎没有被充分言说的底部逻辑，“让我们领悟到支配着、支持着、激励我们祖先的那些东西，实际还在激励着、支撑着我们的生命。”

李敬泽表示，真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支持我们的未必来自书，而是来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特别基本但又特别坚韧顽强的信念，而蔡崇达通过《命运》中的主人公阿太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信念。“我觉得崇达是要让这些无声的信念、让这些无声的信念所植根的长久的澎湃的生命力获得声音，能够有一个言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也许这本《命运》真的是一个不同于贝多芬的，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普通的、最基本的或者说涉及我们中国人生命根性的一本书。”

“我觉得蔡崇达的《命运》是另一本《活着》，但他在民间人生观和生命哲学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和理解。”文学评论家贺绍俊也表达了与李敬泽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蔡崇达用阿太身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强悍的生命意志，表现了这个99岁的女性如何解决苦难问题？如何面对无常的命运？贺绍俊觉得蔡崇达的《命运》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很好地讲述了这样一个主题，“阿太的形象蕴含着民间伟大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这是非常精彩而且值得大家关注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观察到，《命运》中的阿太体现了一种对死亡的自然的开放的态度，甚至达到了无喜无悲的境界，这种来自海边的难以把握的生死命运，和中原文化中对于死亡“哭天抢地”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蔡崇达把命运的非喜剧性的纯自然性呈现出来，把死亡的悲剧性、喜剧性都滤化一下，呈现一种超越性。”

作家石一枫说，作家应该追问生活、人物、历史之上更高的东西。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有一部小说叫《自由》，这是对美国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词，他敢以这个词为题，胆量很大。对于中国人而言，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词也许就是命运，蔡崇达作为一个小说家去直面这个核心命题，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和母亲”，文学评论家潘凯雄注意到了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把这一话理解为蔡崇达想表达的一种命运观，这样的命运观虽然要面对某种宿命，但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奋斗给命运带来一定变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蔡崇达的命运观就是充满积极向上的命运观。

《命运》的魅力是真正回到文学本身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很好奇《皮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销售神话，“在读《命运》的时候，我很大的体会，最突出的一个体会就他真正回到文学的本身，因为他是以文学本身的魅力征服了读者。文学本身是什么？我觉得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我们首先不是去读思想、不是去读历史，我们首先是接触到语言，我们是在欣赏语言，有一种审美的愉悦，然后我们才会进入到他要表达的意义，他所写的历史。

他感觉蔡崇达的叙事技巧非常高，这部小说既没有在故事的传奇或者是新意上做文章，也没有走百科全书式的书写路子，也没有在结构和形式上玩什么花样，特别是后面这一点，因为现在是一个以形式创新来证明其先锋性和前沿性的时代，“但是你看蔡崇达的《命运》，既不管形式上的创新，也不搞结构的创新，也没有百科全书，也没有传奇，这些都没有，他靠什么？就靠他的这种非常有特点的叙述来吸引我们，我觉得的确是可以回到文学本身。我感觉其实从这个文本来说，又很充满现代性，但又不从形式等方面去玩现代性，完全可以看出他是有一种文学上的自信。”。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命运》讲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人间故事，“阿太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女性，我们不太清楚她上过什么学？在旧社会怎么过来的？知识储备是哪里来的？不知道。但是她说的话做的事都能上升到普遍的人生哲理。”而读者不在乎她有什么社会身份，也不去追问她的知识储备，觉得她应当如此，这是小说非常有趣的部分。这种原创的绵密细致的叙事风格，涉及对于生和死、神和鬼、灵魂有无等等的探讨，包含着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内涵，阎晶明认为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启示。

《命运》是一部打破小说定法的作品

命运作为一个宏大、永恒的题目，大多数作者比较避讳进行直接阐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则表示把“命运”作为书名令人惊艳，“这种干脆我觉得促进了小说创新。”同时她提出《命运》的写作中突破了很多小说创作的定法，将时代的变迁让位给了时间，彰显了时间和生命的关系。“很多小说总是想展开大历史，蔡崇达却给压缩到了生命的局部、生命的褶皱里去。”何向阳还认为蔡崇达是一个“叛逆者”，“打破小说定法的作家才是好作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命运》整个叙事展开的时间是心理时间感，在家和家族的空间里面进行。他表示《命运》的写作并未照搬古典的传统的历史叙事，而是重新找到叙事形式背后的根基，这部作品既不像西方长篇小说也不像史诗，所以他认为蔡崇达是新的文体的一个实践者。

“个人家族和历史拧合在一起以小见大的小说，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多到看了之后有不适的反应，但是《命运》是不一样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表示，蔡崇达在写作中把阿太的生命经验和历史大背景的关系处理得非常恰当。“阿太在和命运搏斗的过程中，她那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的状态特别动人。”而阿太同命运的抗争与和解，揭示了命运的复杂性不在于它的神秘，而在于它的多元、纠缠、不可锁解。丛治辰提出，蔡崇达通过这本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命运，也重新定义了神明，小说中对于神明无处不在、深入参与日常生活的温情描写，“使得《命运》比中国当下任何一部小说都更像卡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作家、《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则表示《命运》颠覆了她以往对长篇小说的阅读经验，用阿太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物，对命运这样一个宏大、永恒的主题进行探索，是一种以小搏大的做法。“那种包容、平和、无喜无悲，跟命运握手言和的姿态非常打动我。”她还认为《命运》的叙事非常的举重若轻，有很多闪闪发光的金句，像珍珠一样的金句也给了这部小说巨大的光芒。“这部小说是有飞翔的姿态，不是匍匐在人间大地上写人间烟火，总能从滚滚红尘中飞翔起来。当你真正认真咀嚼消化以后，它神奇地参与了你精神骨骼的构建。”

阿太将是中国当代文学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作为《命运》的主人公，阿太从15岁听到了关于自己到老时将无子无孙送终的命运，而后为了改写这个命运，做了一个女性所能做的全部努力，包括孕育子女、收养孩子，与艰难且无常的生活抗争等等。《命运》以阿太的视角追忆似水年华，着力书写了这样一个活了99岁的中国女性，以及书中的阿母、神婆等别具一格的女性形象，在研讨会现场引发了专家的关注和探讨。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跟何向阳都表示书中展现的对于女性心理的把握让人叹为观止，“在男作家中，真正以女性为第一讲述人的这种口吻‘我’来结构小说的，我觉得寥寥无几。”而阿太这个人物形象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新的收获。

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则指出，在《命运》的叙述中，蔡崇达通过阿太非常鲜明地展现了一种先进的文明化的女性观。“阿太一直在寻找自己死亡的时间、寻找自己死亡的钥匙。中国人是特别忌讳死亡的，人在99岁的时候应该也很老很丑了，但阿太临死之前生命到终点的大美和光芒，显示出藏在褶皱里的生命也是非常美丽的。”李舫表示《命运》是崇达的灵性书写，有一支神性的笔让他写什么不写什么。

“阿太这样一个人物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民间的智慧，最强韧的、容纳一切的女性形象。”作家付秀莹认为阿太是一个民间的哲学家，“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以她的方式参透死亡，正是参透之后才表现出巨大的冷静，甚至有一种巨大的喜悦和欢乐在里面。这样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给我很大的震动。”

文学评论家徐刚认为，得和贝多芬的《命运》相比，蔡崇达的《命运》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异，主人公不是非常虚妄的、要做自己命运主人的女性，“我觉得她是非常柔弱的，柔弱中有一种卑微，但是又非常坚毅的和命运搏斗的信念，我觉得这部小说表达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小说主题集中体现了福建人的精神世界

福建作协副主席、秘书长林秀美认为，出身于闽南沿海小镇的蔡崇达，善于从生活中提取元素，并将之放在文学的熔炉中进行锻造，他一如既往的将作品面朝大海，以小说的“我”来进行回忆，把家乡人的深层记忆、闽南的风土人情、阿太、周遭人的一些寻常光影以及闽南一带盛行的民间现象等鲜活的现实生活导入到作品中，或成为背景，或成为流动的一种精神状态，或成为牵动全篇的叙事引导力，使作品多了文化的意蕴，体现出主动探索的创作能动性，让读者既可以瞥见多元的闽南风情、闽南文化，也可以在海水一涨一跌的阿太的人生经历中打开时间跨度较大的福建闽南生活状态的观察视野。

林秀美还认为，小说主题集中体现了福建的精神世界。在小说《命运》中，作家塑造一位可爱可敬勇于抗争命运的阿太形象，她从15岁听到了关于自己的命运，到老无子无孙送终后，在努力孕育子女、收养孩子，与艰难的生活抗争等事件，到最后获得抗争的最后胜利。这个阿太身上始终闪烁着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品质。作家在塑造阿太这个人物时，很注重把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生命精神的融合，赋予人物更多的内涵，阿太身上的智慧、勇气、力量也体现了人物性格的精神内核的辨识度。与命运抗争这个明确而突出的主题，是一个光源，映照着敢于讨生活的闽南人、福建人，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在生活中变通，更在困难中敢闯敢拼，闯出一片新天地，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福建、晋江，就是爱拼敢赢的地方。“因此我想说，这个《命运》是一个以点提面的文学书写，他们不仅是阿太一个人命运的展现，更是闽南乃至福建这片爱拼敢赢的土地上人民的集体精神塑造。他通过虚与实的两种精神力量融合构成了非常独特的富有福建地域特色的精神世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徐刚认为，这部作品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非常具体的就是地方风俗，“从我不是这样福建地方的读者来说，是非常吸引我的。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些东西，同时也是传统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强的对于文化中国非常浓厚的乡土意味在里面，我觉得这样一个从地域性、从传统中国、从文化中国的角度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小说整体上给我的一个吸引，我觉得这部小说也会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