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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初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李明

对于思维方式的含义,目前国内学术界众说纷坛,看法各不相同。笔者认为,思维方式是思维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思维趋向、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诸要素构成的动态有机整体。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将从思维趋向、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等方面探究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提出一孔之见,以求教于藏学界的专家同仁。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着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因而具有着非常不同的内容”。(《马恩选集》第三卷,465页)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同样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有其产生、形成和完善的历史。

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早在远古时代,藏族先民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青藏高原上。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藏族传统思维方式处于萌芽、孕育状态,这集中体现于藏区原始宗教——苯教的思维特征上。

苯教是佛教传入藏区以前藏族普遍信仰的原始宗教。它所体现出的主要思维特征是:藏族先民在思维活动中,以投射——幻化方式将自然物为主的万物人格化,形成了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是以主客体互渗为主要特征的原始思维。这种原始思维产生于藏区原始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中,并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反映了藏族原始初民的思维概貌。

随着藏族奴隶社会逐渐被封建农奴制社会代替,并伴随着外来佛教文化的传入,苯教思维逐步被较高级的思维方式——藏传佛教思维方式所扬弃,藏族传统思维方式从萌芽、孕育状态进入了形成阶段。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完成了藏族社会的统一大业,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为了巩固统一,保护并促进吐蕃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松赞干布以后,吐蕃王室积极利用和扶植佛教。佛教在与苯教的斗争中逐渐西藏化,即印、汉两地传来的佛教日益与苯教合流,不断同化着藏区原有的宗教。到了公元十世纪后半期,在佛教与苯教的日益合流中,形成了具有藏族特点的佛教——藏传佛教。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西藏封建农奴制已从根本上确立。与这一状况相适应,形成了藏传佛教各教派。西藏佛教派别的出现。是和藏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成时期所存在的本身特征,,即政教合一制和封建割据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藏传佛教教派,从维护自己所依附的封建领主的利益出发,推崇各自所侧重运见的思维方式。这样,各教派对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不断积淀,形成了藏民族心理最深层的潜在的部分,标志着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确立。以下,我们对藏传佛教几个主要教派各自擅长运用的思维方式作简要分析研究,以明晰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基本沉淀内容。

藏传佛教思维方式是在否定藏族原有的苯教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这种否定不是完全的抛弃,而是一种扬弃,是融合了苯教思维的某些内容的否定。这种否定的过程,首先是从宁玛派这一起源最早的藏传佛教派别开始的。

宁玛派主要倡导以佛苯融合为特征的融合思维,这有其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当佛教被吐蕃王室作为强化统一中央王权的理论工具而加以扶植时,长期在藏区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苯教却顽强抵御并排斥外来佛教文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佛教只有吸取苯教的某些内容,才有可能在西藏扎根并为具有长期苯教文化传统的藏旅人民所接受。宁玛派的融合思维,主要表现为在思维过程中注重运用综合方法,使佛苯两教联系起来,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从而形成在内容上溶汇佛笨二教的具有西藏色彩的佛教。从藏族思维发展的逻辑序列来说,由于宁玛派的思维方式是藏传佛教思维方式扬弃苯教思维的最早形态,故它成为藏传佛教各大派思维方式中与苯教思维在内容上最明显相似之处的思维方式。宁玛派的融合思维,作为藏传佛教奠基时期藏族僧侣推崇的思维方式,十分注重使用融合方法使苯教文化与佛教文化贯通和统一。事实上,作为同一性质的宗教文化,苯教与佛教势必有相通之处,这是宁玛派融合思维得以形成的内在根据。宁玛派以佛苯融合为特征的融合思维,由于较多汲取了苯教思维的某些特征,使藏族思维在向抽象思维发展中打上了藏族传统苯教思维具有的具象思维特征,形成为适宜于西藏祉会本身特征的藏传佛教思维方式。

与宁玛派更多往重佛苯融合的融合思维有所不同,藏传佛教另一主要教派萨迦派则更注重运用佛教的否定思维方法,使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内涵进一步充实。萨迦派的否定思维,突出表现在其教义上,即:“首应破非福,次则破我执,后破一切见,知此为智者。”萨迦派认为,“一切皆空”,否定了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认为一切都是由因缘构成的。在此基础上,萨迦派的否定思维否定了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主张破除“我执”和“一切见”。萨迦派通过运用否定思维方法既否定了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又否定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认为一切都是“空”的,宇宙万物皆非实有,从而引导人们去追求,超越现实世界之上的人生理想境界——“涅槃”。萨迦派不仅在藏族思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而且由于它在西藏首建了政教合一制度,因而使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在藏民族心理中日益强化,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思维方式。

藏传佛教另一主要教派噶举派,从其擅长运用的思维方式角度使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形成。噶举派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内向观心为特征的内倾式思维方式。这种内向观心思维,以主体内心为思维对象进行内省或自我意识的反思,净化心灵,转变意识内容,从而使主体达到一种“万有一昧”、“净染无别”的理想精神境界。噶举派将思维活动的焦点置于对主体心灵的反省和升华上,成为一种重视对主体意识反观和整治的内向型思维方式。噶举派将其概括为:“若了心为空,勿杂入一异,恐将入断见,要住无分别”。噶举派强调使主体达到“明空无别”、“空智解脱合一”的精神境界,为此重视运用内向思维对主体内心进行观照、默究,并使之逐步完善,这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在显密分歧条件下形成的藏传佛教派别噶丹派。则运用融合思维解决了佛教内部的矛盾,使藏传佛教在完整化、系统化方面得以加强。噶丹派的圆融思维,将佛教显、密二宗调和,主张显密二宗不应相互攻许,而应互相补充,在西藏创立了新的“观行并重,显密贯通”的宗风,进而使显密二宗相互渗透,互不妨碍。噶丹派借助圆融思维使佛教各派得以沟通,形成统摄、容纳显密二教的系统的佛教。这种显密融通的思维方法,以后被格鲁派所继承并加以发展。

藏传佛教以上四个大教派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形成过程,也正是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基本内容不断沉淀或积累的过程。这四大教派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在否定笨教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法。十一世纪以后出现的这些藏传佛教派别的思维方式,标志着作为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形成。

十五世纪初叶,藏族思维发展史上产生了格鲁派的思维方式。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在藏族封建农奴制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对以前各种思维方式进行总结,提出了集此前出现过的各种思维方式之长的格鲁派思维方式,由此使已基本成型的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进一步完善。格鲁派的思维方式,是在总结藏族笨教思维特征与佛教思维特征的相通之处和对藏传佛教以前各派思维方式的认同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具有代表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整体性这一特点,对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成熟和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此后,格鲁派的思维方式,作为具有体现整体的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一种成熟的思维方式,长期成为维护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思维方式。

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藏族原始宗教笨教思维特征(肯定)→藏传佛教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噶丹派等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否定)→格鲁派思维方式(否定之否定)。这一思维方式发展的逻辑与西藏社会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当藏族社会处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形成了以自然崇拜为特征的笨教思维。随着藏族农奴制社会形成,笨教思维被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噶丹派的思维方式否定,从而使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从孕育状态进入确立、形成阶段。而格鲁派的思维方式扬弃了以前出现过的思维方式,标志着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成熟和完善。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这一逐渐成熟过程,实际上是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适应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上升时期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发展的过程。

藏传佛教的思维方式,作为人类用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产生、形成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带有原始部落和奴隶制痕迹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有直接联系。惟其如此,它就具有与其他民族思维方式不同的特征。由于西藏社会长期以来呈现出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故藏传佛教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作为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由格鲁派最后奠定并系统总结的。

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从致思趋向上看,主要特点是在思维活动中始终以成佛为指归,以探求人与佛的关系为思考重心,探究使人成佛的途径。这种致思特点,使思维主体进行思维时紧紧围绕人何以成佛这一问题展开思考,在思考人生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时更是以使人成佛为轴心问题而展开思索。这种思维的旨趣与归宿,在于通过幻想,使主体从现实“苦海”中解脱出来,达到与佛合一的理想精神境界。以佛为中心的致思趋向,是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藏传佛教各派思维方式所共有的这一运思特征,经格鲁派最后加以反思并总结,深深沉淀在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之中,成 为藏民族思维活动的定向器和启动器。以佛为中心的致思趋向,使藏族传统思维方式成为一种宗教性的思维方式,这与汉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人文主义致思趋向有显著区别。汉族传统思维方式的重心和运思特征是人,是人与人的关系。从中国哲学史上看,儒、墨、道、法各家都围绕“人”与“人治”向展开争论。而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重心与运思特征是人与佛的关系,是对使人得以成佛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探求。藏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宗教型致思趋向,是在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这种特征,反映到藏民族的思维方式上,则必然使其具有十分突出的宗教性质,形成了以佛为中心的致思趋向。

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重心和焦点,是使思维主体达到超越现实世界之上的理想精神解脱境界,即成佛。这种运思趋向,必然使主体通过运用否定思维方法,去实现成佛这一目的。对成佛方法的探求,是藏传佛教各派在思维活动中共同具有的重要内容。萨迦派提出否定思维方法以实现成佛境界,这成为藏传佛教各派在探求如何成法这一根本问题中具有代表性的思维方法,萨迦派这种从论述成佛途径和手段上体现出的否定思维方法,被格鲁派加以发展,成为积淀于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中的重要特征之一。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否定思维特征,首先表现在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认为现实人生一切皆苦,只有修习佛法,断除欲望,杜绝产生苦恼的缘由,才能达到“涅槃”的最高理想境界。藏族传统的否定思维,对世间一切和现实人生的价值给予原则否定,其否定性是十分明确的。这种否定思维,还表现为否定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否定客观事物的自性、本体或实体,认为世间一切法都是“待缘而生”,“均无自性”。在否定认识对象即客观事物的自性的前提下,藏族传统的否定思维进一步否定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藏族传统否定思维,从其出世立场出发,贬低、排斥人们正确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而提倡所谓的“般若”智慧以体悟佛道。否定型思维经过藏佛佛教形成时期出现的萨迦派加以倡导,并进一步由格鲁派加以完善以后,已经成为藏族传统整体思维方式中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否定现实的思维活动以实现成佛的精神境界,是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基本逻辑。

与否定思维相互补充,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在思维方法上还表现为圆融思维。圆融思维是以综合为特征的思维方法。综合相对于分析而言,根源于思维对象的异同关系。综合是把认识对象的各个部分在思维中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思维方法,它着重探究认识对象的共性。藏族传统的融合思维,表现为藏民族在思维行程中运用综合方法,将苯教、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各派的教义进行综合,求同去异,圆融为容纳三种宗教观点之长的新的宗教理论。藏族佛教学者通过运用圆融思维方法,调合了佛教与苯教之间的矛盾,融摄了藏传佛教各派教义,表现了藏族僧人在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统摄佛教显密二宗差异方面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格局。圆融思维方法作为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格鲁派扬弃藏传佛教两大派别——宁玛派和噶丹派的融合思维基础上形成的。宁玛派以融合思维将佛苯二教综合起来,但它在对佛教的吸收中又注重密宗,未能将融合思维运用于对佛教显密二宗的矛盾的处理上。宁玛派这一缺陷被噶丹派所弥补,提出了以显密互补为特征的圆融思维。格鲁派在肯定宁玛派佛苯融合的思维方法的基础上,直接认同了噶丹派以显密互补为特征的圆融思维。这样,格鲁派凭借圆融思维的优势,将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的佛教与西藏土生土长的笨教沟通融会,形成了既有西藏本土文化色彩,又以外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统一完整的藏传佛教体系。格鲁派还以圆融思维融摄了藏传佛教各派教义,使显密贯通,见行相应,止观并重。格鲁派思维方式这一特征,是藏民族接受外来佛教文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重心是探求使主体实现绝对的“真”、“善”和“美”高度统一的成佛境界这一问题。为了追求这种虚构出的超越一般思维活动的精神解脱境界,体认人生和宇宙的所谓“真实本质”,藏族传统宗教思维就提倡一种高于一般思维活动的神秘的直觉体验式思维方式。这种重体验的直觉思维形成,既超越感性认识活动,又不同于以语言概念为媒介进行的理性认识,而是一种神秘的直觉体验型思维,这是一种重内悟的内何性思维,是一种以体悟宇宙最高实相为特征的体验性认识活动。在这种体验性思维中,主体借助靠禅定得到的般若智慧,通过以直觉为特征的幻想直接与宇宙本相融合为一,与最高实相完整契合,从而实现自我完善并进而成佛。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直觉思维特征,由于是以主体与真如本性的完整契合或佛我一体为归宿,故拒绝任何认识中介,排斥语言概念在认识中的功用。这正如龙树在《中观论·观法品》中所说:“诸法实相者,必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涅槃”。藏族传统的宗教体验型思维,是排斥世俗认识并追求与最高实相融为一体的直觉思维,而这种与最高实相合二为一的境界是借助具象思维达到的。

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具象思维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思维活动中通过存想“神格”,求得认识和心理的升华。这种重具象的思维形式,是以特定的“神格”形象为思维细胞,以领悟佛道为思维目的而进行的思维。它与直觉思维相交织,从而使主体借此把握、体认佛性。这种以存想“神格”为特征的思维形式,成为藏族思维主体在思维行程中与最高实相或佛性沟通并进而融为一体的思维形式。从藏族传统具象思维特征上看,它主要强调以运用形象符号和对特定“神格”的整体观悟为特征的其象思维形式,以此去使主体达到“即身成佛”的理想精神解脱境界。这种重具象的思维形式,在思维过程中借助大日如来的真言、大日如来特定的手势和大日如来的整体形象等语言符号、形象符号和特定“神格”进行形象思维。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具象性特征,在笨教思维特征中便已十分突出,在藏传佛教思维方式中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与印度佛教思维方式较为突出的抽象思维特征有所区别,反映了藏民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民族特性。

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反映了藏民族的思维特征,是藏民族加工思维信息、整合思维内容的独特的操作方式。在现时代,这种深深沉积于藏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与现代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藏族人民已经越来越使传统宗教思维方式转换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以促进本民族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

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参与了藏民族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素质的铸造,曾给予藏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天长地久的恩泽,形成了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藏族文化。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思维资料,自有其独特的思维路子。它对现代人类思维的发展所提供的可供借鉴的成果,是其他思维方式无法取代的。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整体上看,由于它和汉民族思维方式共同的构成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所以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思维中的一朵奇葩。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中蕴藏着不少真知灼见。藏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否定思维特征中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火花。藏族传统的重体验和具象的直觉思维形式,实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认识活动。它与理性思维形成既对立又互补,在人类思维中显示出重要的价值。这些都是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对人类思维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值得我们加以反思和扬弃。

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是在藏族封建农奴制基础上滋生和成长起来的,故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理论缺陷之一是未形成认知思维,而是提倡一种神秘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内感体验式思维。理论缺陷之二,是宗教的直觉体验代替了思维的理性化。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尽管在藏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成和上升时期,对藏族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存在的思维缺陷,因而对藏族社会的长期停滞落后起了强化作用。长期以来,广大藏民对佛虔诚膜拜,以佛性扭曲并吞没了藏民族主体性,使藏区处于落后、朦昧的状态。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代化事业和改革潮流蓬勃发展的现时代,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严重阻碍着藏族社会的发展,对藏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产生着负作用。为此,自觉实现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向现代化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转化,便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重要任务。

在以政教合一制为特征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基础上滋生并被加以强化的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超趋定结构,具有顽强的抗变性、排他性和隋性,井深深沉淀于藏族人民的思维心理深层之中。因此,实现它的变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变革应积极而审慎地进行。

首先,实现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变革,要使藏区的经济实现现代化,这是藏族思维方式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藏族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本动力,不存在于思维活动中,而是存在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现实活动中。当前藏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实践,必然引起藏族人民思维方式的变化,藏族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这是实现藏族传统宗教思维方式向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转换的最佳选择。其次,在寻找藏族传统思维方式转化的道路时,尽管在价值取向上应超越传统,但在建设现代新的科学的藏族思维方式的实际行动中,又不能不以传统思维方式为逻辑起点。为此,寻找藏族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化的内在契机,便成为在建构现代科学的藏族思维方式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事实上,藏族传统思维方式源远流长,其中必定蕴含着不少合理因素值得我们发掘。最后,在新的条件下弘扬藏族传统融合思维,摄取其他民族思维方式优点方面的特长,是藏族传统思维方式转换为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条件。

藏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必将对唤醒沉睡在藏民族内部的各种潜在的本质力量起重要作用,从而推动藏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恩格斯把“思维着的精神”称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并明确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现代,适应藏区社会主义现什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自觉对藏族传统思维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的现代化入手进行改革,从而在使藏民族迎头赶上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潘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