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针对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命题，以“晋江经验”为对象，系统挖掘了在地文化传统借助重塑制度环境，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和技术资本创新，以克服要素掣肘和动能转换瓶颈的方式，孕育新质生产力。通过“制度-效能-价值”三维拓展，为县域现代化治理贡献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治理理论进行了补白，并从制度上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关键词：文化基因新质生产力晋江经验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晋江经验”作为我国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成功典范，蕴含着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实体经济为本的鲜明特质，在新发展阶段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实践指导价值。最新数据表明，2025年1-5月晋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九成以上行业保持正增长，鞋服产业增长13%、纺织产业增长6.8%、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7.3%，新增市场主体2.4万家，产值超亿元企业达679家。一季度，晋江市GDP完成622.8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居全国十强县第一……在中国县域治理的具体实践当中，“晋江经验”所体现出的强大动力、核心力量，是新质生产力跃迁的生动实践，是地域文化特质与国家现代化战略的深刻互动与相互建构，体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在地“有情文化”相融合的独特制度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去研究“文化—制度—生产力”之间的传导关系，探究非正式文化资源是如何转化为有效的治理效能和创新动能的，探寻文化基因如何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政治学机理，为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一、文化基因的制度转译：闽商精神与新质生产力的政治联结

特定地域的生存哲学与文化伦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正式治理制度之间不断被诠释、吸纳、并重新塑造为具有实际治理效能的创新动力。

闽南地区特别是晋江长久以来形成的“向海而兴”的生存哲学和“爱拼敢赢”的冒险精神，这些根植于当地社会的文化特质体现出人们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下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由此形成特定的交往关系的深层积淀，关键在于把应对海洋风险挑战所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转变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风险承担倾向以及集体行动策略。晋江上世纪八十年代“假药案”事件既是一场商业信誉危机，也成为了地方治理体系完成现代化重塑的重要契机。地方政府迅速地把这场商业信任危机升级为关乎区域发展前途和治理合法性的重大挑战。基于民间一直重视诚信履约的传统伦理共识（在闽南文化中尤其如此），晋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开创性地提出了“质量立市”，并建立起了公开承诺与责任担保相结合的制度体系，企业家群体也在此过程中将重视质量、遵守契约的营商伦理内化为了对更高层次社会责任乃至政治责任的自觉认同。看似抽象的“契约精神”这一文化特质，真正地被嵌入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构建之中，推动生产力发展。

侨乡晋江长期积累的、依靠“亲缘、地缘、业缘”等纽带构建起来的紧密社会网络也可以探视文化基因向治理效能转化的渠道，这种传统社会资本并没有固守其原有社会联结的功能，而是被活化地运用到地方发展需求和政府引导之下，注入新的制度内涵服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任务，尤其当企业碰到关键技术瓶颈或者国际合作出现阻碍的时候，那些依照传统社群渠道（同乡会、侨联组织）搭建起来的联系就会变成冲破外部封锁，得到稀缺技术或者人才的关键纽带。福建灵雀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究生物酶等发酵制品技术，在成立之后就急缺高精尖的专业人才。依靠侨联搭建的平台和联系机制，仅仅一年就招来了30多名员工，其中70%都是从事研发技术的外来人才，帮助公司冲破国外技术“卡脖子”的情况。重视侨资源的发挥，地方政府再给予风险担保之类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让创新过程的完成有了保障。这种“非正式社会网络→正式制度平台→核心资源整合和技术攻关”的转化路径，有效地突破了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障碍，把传统的社会信任变成了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高风险研发合作的治理资源。

晋江的发展经验揭示：地域性文化基因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的关键点是通过地方治理体系主动转译和制度化构建，转译过程主要围绕着三个相关维度展开，一是对地方核心价值理念（如拼搏冒险、重诺守信）进行的公共话语转译和重构，把地方特有的价值观念转译成为有号召力和约束力的地方发展战略与政策导向的公共话语；二是对社会中已存在并具有一定组织性的非制度关联网络（如亲缘、业缘网络）进行的制度化转译和功能转换，让这些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转化为服务于新的公共目标（如组织创新联盟、整合研发资源）；三是对实践层面不断出现的、源于地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与经验模式进行的规则转译和标准化，从地方实践中提炼出的、基于本土实践的质量管控标准、信用信息体系等。这套以“话语转译、组织转译、规则转译”为架构的制度转译体系，鲜明地彰显出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承担的关键角色，既是一个制度的供给方，又是一个文化价值的筛选者、诠释者和转化赋能者。正是由于治理体系具备这样的核心功能，地域文化中长久以来孕育的历史主动性和革新潜能才得以被激发出来，进而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跃迁的强大内在动力。

二、社会网络的要素整合功能：创新协同的制度性嵌入

当下县域发展实践中，社会网络蕴含的非正式联结力量逐渐变成冲破资源瓶颈的关键机制。这种效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依靠有效的制度化嵌入，也就是借助某种治理策略和制度工具，把分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有针对性地引导并转化成推动科技攻坚和产业升级的协同性资源。

传统亲缘关系和行业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在晋江的创新生态中跳出了它原本的情感依托作用，担负起组织集体攻关的新任务，政府主导形成的“产业创新联盟”就成了这种新功能的主要制度容器，它不是把企业简单聚在一起，而是设计出一套精细化的合作规则和资源共享平台。联盟内部成员之间清楚各自的权责和利益分配方案，对主要贡献者给予优先权益，减少“少投入多获利”的想法，建立动态监督考核制度，定期评判成员的参与程度和贡献大小，成果区别化共享和保护，不让未参与方免费得到关键技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界定成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利用法律手段阻止成果被滥用，把这些机制合起来使用，可以有效地减小“搭便车”风险，保证联盟的协同创新能力。安海镇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党建联盟：以安海镇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里建立党组织的“领头”企业为核心，联合涉企职能部门和链上企业共同构建“1+X+N”的开放式组织体系，让党的建设和产业集群建设“同向而行”，让组织活动与经营活动“互融互促”。通过变同类企业、上下游企业“单个组建”为“产业联建”，实现“联盟搭台、组织联动、业务唱戏”，联盟推广龙头企业的助企服务平台，帮助集群成员企业及时申报项目，成员企业兴翼机械2023年研发产品3项、取得专利10项，产值和订单量大幅攀升，体现了联盟助力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成效。

社会网络向创新协作平台转化，还体现在信息流通模式的改变上，“揭榜挂帅”平台是其最显著的制度产物，晋江市科技局依靠已有的行业商会信息网络体系，再加上数字化工具，搭建起这个开放的技术需求征集和解决方案竞标系统，它的重要突破就是解决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信息“盲区”。第一个是企业核心技术需求和高校研发方向的信息错配，第二个是县域技术骨干人才能力分布和企业项目匹配的“黑箱”，第三个是外部尖端科技进展在基层渗透慢，“揭榜挂帅”平台按照定期梳理重点产业卡点清单的方式，采用市场化竞价机制调动本地和跨区域科技力量定向突破，同时设立专项资金池。通过这个平台发布的项目，六成以上由当地企业工程师团队揭榜完成，其余三成成功吸引海内外科研团队加入攻关，安踏集团采用福建省科技重大项目“揭榜挂帅”制，发布“高强高弹光固化3D打印运动鞋底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技术需求。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吴立新研究员团队成功揭榜，双方合作研发的3D打印运动鞋底，冲破传统制鞋工艺，有望冲破国外行业巨头的技术封锁，信息盲区的打通，成为破解县域创新人才与技术资源短缺困局的关键制度杠杆。

侨乡独特的跨国界人脉网络这一稀缺且不可复制的特殊资源，在击破创新壁垒时就有着超出常量的作用。早在1995年，福建提出了要确立‘大侨务’观念，提出了对投资者有利、对所在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的‘三有利’原则”。泉州是个闻名于中国的侨乡，950多万泉籍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各地共170多个地方，这种情形为泉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贡献出“侨动力”、“商资源”。市委和市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又高位推进、精确施策的做法得到了全面铺开并展开“聚侨引侨和泉商回归”专项行动，在面对“高技术获取壁垒”时候有一套制度性化解办法，这套办法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方面就是系统建设海外人才专项档案库以精准地掌握哪些人有专业知识、他们分布在哪里及各自的技术专长所在，第二则设立国外科技联络站随时跟踪行业最前沿的信息进展动向情况，并建立侨资-民企技术嫁接的风险缓释体系，政府通过财政出资为合作前期做信用保证措施，从而降低合作过程中的障碍门槛程度。在泉州侨资源助力企业出海的政策春风里，“中国香都”永春近300家民营乡企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30亿，通过侨商搭建起的全球供应链，永春檀香、篾香销往30多个国家，在东南亚，每3根篾香就有一根产自永春。永春香更以文化礼盒形式进入国际高端市场，成为“海上香料之路”的新名片。地方政府也提前设立两期数亿元规模的产业颠覆性技术引导基金，优先对有侨智参与的项目开展中试生产。这种“海外人脉+制度扶持+企业载体”的三角组合模式，彻底打破县域经济体在全球技术壁垒面前个体无能为力的状态，为本土产业争取到超出自身层级的创新要素供给。

三、产权创新的制度激励：混合所有制实践中的治理突破

产权制度的变迁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安排重组的进程，在晋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时期，传统的单一产权架构慢慢变成产业跃升的瓶颈，零碎化的资源分布同创新协作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当地官方迅速抓住“产权激励不够”这一关键难题，富有创意地展开集体资产股份化、技术要素资本化、品牌价值共享化这三项制度实践，在维持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同时，重新调整了各种要素主体的权责划分及激励机制，从而有效地解放出潜在的发展能量。

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在晋江有着鲜明的治理智慧印记。以磁灶镇中辉产业园入市项目为例，中辉产业园入市项目位于磁灶镇张林村、锦美村，项目用地面积约48.03亩，项目用地交通便捷。1996年-1997年，由晋江市中辉景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取得，建设陶瓷生产厂房；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建筑物老化等原因，长期闲置不用，晋江市将其纳入2023年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首批入市试点示范项目，在不变更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下，引导原土地使用业主盘活利用和投资建设，通过入市方式在项目所在地进行改造提升，解决存量历史建设用地遗留问题，项目入选2023年度自然资源部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用地主体引导有效类”典型案例。这样的制度安排顺利突破了两个治理瓶颈:一方面避免了单个农户不能与企业大规模进行用地谈判的谈判主体结构短缺，另一方面避免了过去那种土地收储—出让就再没收益的问题。通过产权的精巧拆分组合，目前，中辉产业园已开工一期工桩基。建成后第一年大约可达300万元/亩产出效益，10万元/亩税收。制造型企业一入驻，村子年租金收益翻番，当地税收大幅攀升，农户分红收入也大大增加。该案例再次证明产权改革的关键点并不在于颠覆所有制，而是以权能拆分重组创造更多共赢，地方治理主体在制度革新上发挥着主动性。

技术产权流动机制的创新表现出更明显的制度突破性，当高端技术人才引进遭遇阻碍，传统技术交易市场又不能满足县域制造业需求的时候，晋江便创造性地构建起技术份额回报制度体系，该制度的关键之处在于把难以估量的技术贡献转变为可追查，可交易的股权份额，设立第三方专家委员会对技术成果实施客观评级估值，政府部门给予最初的信任背书，用一定比例的企业远期股权当作技术回报载体，当核心技术人员攻克关键技术之后，其贡献被量化为“技术份额”，可直接持有或者通过“银行”系统转让兑现，利郎集团功能性织物研究中心开发的温控材料技术便是典型，这项技术由两个本地工程师联手攻关取得突破，凭借技术份额得到企业未来利润分红权（相当于0.7%的股权），其价值早已超出原定奖励标准的数百万元。这一制度的政治学价值是实现三个重构：重构技术人才的收益预期（长周期收益代替短期奖励）、重构技术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打破价值锁定困境）、重构企业与创新者的关系（从雇佣到合作）。其实质效果来源于地方治理机构对产权制度弹性的有效挖掘——政府用制度信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使技术创新实现内部价值闭环。

品牌联合体模式则开创了集体商标权益配置的新路径，在食品产业，当地政府联合行业协会创建“晋江伴手礼”区域公共品牌管理体系，制度设计逻辑在于破解个体商号分散经营和小品牌识别度不足的两难。施行“双轨产权运作”：一方面，品牌所有权归行业协会作为集体产权登记，任何个体企业都不许独占；另一方面，通过分级授权机制向合规厂商开放使用权，且建立严格准入退出制度以保持品牌价值，尤其关键的是其收益分配机制，企业按品类向品牌基金缴纳管理费充当“品牌使用股金”，基金收益部分用作集体品牌推广，部分返给企业用作合规技术改造（形成正向循环）。目前，已有四十四家企业加入到体系当中，福广家食品公司参与晋江伴手礼区域公共品牌之后，销售额出现明显提升，新零售渠道的开拓带来了增量，一些好的新零售渠道一场活动就能带来上百万的销量，“集体持有-授权使用-收益共享”的架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创造性地实现了品牌价值这种无形资产的规模经济与品质公共品供给的统一，既规避了“公地悲剧”造成的品牌贬值，又利用集体行动机制帮助中小企业突破市场壁垒。

因此，地方政府只要准确把握产权制度的内在演进规律，就能够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激励体系。

四、制度效能与政治生态的互构：中国之治的县域阐释

地方治理实践的根本价值需要通过它对政治系统作出的总体贡献来予以证明，晋江四十多年的成长历程显示了十分深刻的政治理论命题：制度创新不但塑造经济繁荣，而且在根本层次上重新建构着地方政治生态的构造逻辑和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制度效能可以增进政治信任，良好的政治生态又能变成制度不断更新的支撑条件，这二者共同形成了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双循环动力机制，其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原理在当代县域范围内的具体应用。

（一）制度效能转化为政治认同的实践通道

在政治系统分析视角下，治理绩效向合法性的转化效率决定了治理体系的生命力。“晋江经验”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效能转化通道的构建，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成果分配难题，将治理绩效精准转化为政治认同，为治理体系合法性筑牢根基。

1.经济收益共享通道是绩效转化的利益基础。晋江依托产业创新联盟的知识溢出效应，推动制造业工人薪资年增速达10.2%，持续高于全省6.8%的均值，将产业升级的效率绩效转化为劳动者直接收益；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使43万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提升至35%，让土地资源增值的绩效惠及农村群体。两类路径打破资本独占增长红利的格局，以分配公平确保民众成为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2.公共服务可及通道是绩效转化的民生支撑。晋江推行民生实事指数化治理，将72%的财政支出精准投向教育、医疗等领域，避免财政资源错配；其千人医疗床位数达全国县域均值的三倍，将财政投入的绩效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生活品质提升，以民生普惠消解“有增长无福祉”的治理困境。

3.权利实现保障通道是绩效转化的制度关键。晋江将企业评议政务服务权重纳入部门考核（占比40%），以服务对象评价校准政务绩效；“免申即享”惠企政策覆盖率超85%，让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将政府服务绩效转化为民众的权利获得感，强化制度信任。

三大通道的高效运转是党的领导力与制度建设的深度融合：既契合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又推动政治认同深植于治理绩效，使晋江民众对“党和政府推进共同富裕成效”的认可度、幸福指数均远超全国县域均值，为中国地方治理提供了“以绩效赢认同”的实践范式。

（二）政治生态优化对治理系统的赋能路径

政治生态作为制度创新的“土壤”，其优劣直接决定创新实践的深度与效度。晋江在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过程中，以多元共治的制度化协商体系为核心抓手，通过对公权力运行的规范与重塑，既为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搭建了有序参与的治理平台，又形成了权力监督的闭环机制，最终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保障环境，其经验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与理论启示。

1.在公权力运行的“参与维度”，晋江通过机制设计将多元主体的治理诉求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其一，以“亲清政企会客厅”机制打破政策制定的“内部循环”，明确固化企业家在行业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在鞋业环保标准修订过程中，七十余家民营企业直接参与条款研讨，从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成本等实操层面提出修改建议，使最终出台的标准既符合环保要求，又兼顾产业发展实际，避免了“一刀切”式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其二，在村居治理中推行“四议两公开三监督”程序，将集体资产处置、征地补偿分配等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纳入“村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决策流程，并通过村务公开栏、村民微信群等渠道公开决策过程与结果，同时引入村民监督小组、乡镇纪委双重监督，确保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效化解了基层治理中的矛盾纠纷，为乡村振兴领域的制度创新凝聚了共识。

2.在公权力运行的“监督维度”，晋江创新建立“政策沙盒”模拟机制，为重大决策的风险防控与效能优化提供前置保障。以纺织产业集群限电政策制定为例，当地并未直接推行全域管控，而是选取3个代表性工业园区开展“沙盒测试”，模拟不同限电方案对企业生产调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同时收集企业对错峰用电、能效补贴等配套政策的需求，据此对政策进行多轮调整。这种“小范围试点—动态优化—全面推广”的模式，既避免了决策失误对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的冲击，又通过实践反馈完善了政策设计，体现了公权力运行的审慎性与科学性。

从实践成效来看，这套多元共治的制度化协商体系成效显著。体系运行五年间，企业对政策的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2%以上，这一数据充分证明：良好的政治生态通过规范公权力运行，能够为制度创新扫清障碍、凝聚合力，而制度创新的成果又进一步反哺政治生态优化，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